以蚂蚁金服、微众银行、京东金融等企业的尝试，让普惠金融不再只停留于公益性行为，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行为。cfp供图
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是其重点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包括支付、储蓄、保险、理财、信贷等方面。在“长尾理论”的新金融商业信仰下，普惠金融发生了技术性变化。它不再是公益性的“扶贫”，而已经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商业行为。支撑这些变化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技术，它们正在换一种方式重塑新金融的商业秩序。这是一个金融改变人生的故事。湖南平江县三阳乡兴阳村村民吴艳仿，16岁离乡出外打工，30岁时被骗至广州，一待就是19年。4年前，他历经艰辛脱离虎口，回到日思夜想的老家，却发现房子倒了，父母兄弟去世了，户口被注销了，日子要过下去，困难重重。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他成功向中国最大的专注于农村小额信贷的社会企业中和农信申请了5000元贷款。这5000元被用于买种子化肥，也成了吴艳仿新生活的启动资金。这在以前似乎是天方夜谭。无住房、无资金、无技术的吴艳仿，并非传统金融机构的客户。但这样的案例，恰是普惠金融散发出的温情。对于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而言，金融的普惠，如雪中送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金融已经换了一种方式服务你我：金融的服务触角在延长，无论你身处都市或者乡野，移动技术让金融触手可及；金融的服务范围在扩大，理财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属，借款不再需要抵押，不只依赖央行征信报告。而在我们普通人感受不到的细微之处，金融也让特殊人群感受到了它的存在。“科技的发展，最受益的就是我们这些在某一方面存在障碍的人群，它帮我们跨越了残障所带来的鸿沟”，2016年4月支付宝上线“看不见”的优化功能——支持视障者无障碍购买机票后，视障者顾伶磊发出这样的感慨。类似的故事还有，为了更好地服务听障人士，微众银行微粒贷客服团队专门设立了手语客服人员。普惠金融曾是全球难题2016年初，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是我国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事实上，今天被逐渐感受到并得到重视的普惠金融并非新概念。这一概念，早在15世纪已有雏形，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它并非一种商业行为，而被视为一种依托宗教和募捐而产生的慈善公益行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具可持续商业模式的现代小额贷款机构先后在孟加拉、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出现，其中以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最为成功。但格莱珉银行的推广规模受到局限，加之传统小额信贷的高利率导致物美价廉的金融服务依然没有真正惠及贫困群体。让所有市场主体和广大受众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一直是金融行业的美好愿景。这一直是全球面临的共性难题。过去几年在中国，因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技术等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普惠金融焕发出新的生机。具体表现如随着移动金融的发展，其成为打通金融“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手段，不少原来传统金融网点覆盖不到的地区，人们通过移动技术得到金融服务；再如，随着余额宝等一系列金融理财产品的出现，理财门槛不断减低；此外，在信贷领域，随着大数据在征信领域的应用，原来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授信的小微、“三农”和消费者，得以获得信贷支持。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据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2016年7月底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惠及超过4.5亿人，为大量原本难以接触到金融网点的农民、农民工、中老年、残障人士等提供了安全、便利、易用的金融服务。中国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5年增长5.5倍，远超传统普惠金融。以小额贷款为例，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是工业时代普惠金融的典范，39年服务865万农村妇女，累计放贷165亿美元；而以上报告提及，中国网商银行用大数据创新小微企业信贷模式，仅用了5年时间，累计服务400多万家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累计投放贷款超过7000亿元，是格莱珉银行的4倍多。在普惠金融惠及更多中国人的背后，以蚂蚁金服、微众银行、京东金融等为代表的新金融企业的尝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普惠金融不再只停留于公益性行为，而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商业行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认为，以移动金融为例，依托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以相对较少的成本投入，搭建网络化、移动化的金融设施，提高业务处理效率和服务响应能力，可有效解决传统普惠金融服务，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此外，移动金融创新了金融业长期以来的物理特征和运行模式，能够不受时间、空间、地理、气侯等客观因素影响，真正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使金融服务的血液融入到更深、更广的经济毛细血管，从而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多层次金融需求。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也表示，科技金融发展有助于拓宽传统金融的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缩小金融服务的差距，促进贫困地区金融发展，更好地实现包容性金融发展。同时，利用大数据可以更好地模拟消费者的行为，测算不良率和定价，设计出更好的产品，改变传统的信贷风险管理模式。普惠金融的中国样本事实上，中国新金融机构对于普惠金融的实践，正在为全球普惠金融提供新路径。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到2014年全球有7亿成年人首次获得了账户，获取的金融服务在逐步扩展。尽管如此，直到2014年，全球仍有约20亿成年人无法享受最基础的金融服务。这部分人群如果能被纳入金融体系，无疑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也能极大地促进在全球实现逐步消除贫困的发展目标。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认为，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已经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在中国取得了骄人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弯道超车”。由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及其研究团队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共同推出的《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技术驱动变革》报告揭示，中国的普惠金融实践，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知识图谱等技术，实现了信用管理、风险控制、产品设计以及客户体验的全面提升，并将普惠金融内涵由信贷资源供给扩展至提供更加多样、综合的金融产品、服务，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深度得到进一步拓展，这些探索与实践，向更广泛的人群和企业提供了综合化的金融服务。与全球相比，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及可借鉴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中国在全球互联网金融领域处于领先位置，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是传统金融行业存在服务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严重不足，个人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同样很突出；第二是数字技术的进步为解决潜在的金融问题提供了可能，移动终端把很多潜在的客户联系在一起，大数据分析运用得好能够帮助我们做风险定价；第三是我们的监管框架相对宽松，给互联网金融行业提供了大幅度发展的可能性。大咖访谈“普惠金融产品需匹配消费者适当性”受访者：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
普惠金融覆盖的对象往往缺乏金融知识，并且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更有限。以中国为例，72%的成人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普惠金融的产品需要匹配使用者的金融理解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也就是消费者适当性。——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南都：过去几年，金融行业如何推动普惠金融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陈龙：好的普惠金融应具备四个特点。首先，普惠金融应该“普”，可触达。不但是所有的人群，且在所有需要金融的时间和地点，都应能得到覆盖。其次，普惠金融应该“惠”，可负担。这个要求恰恰是普惠金融的一个核心挑战，也揭示了普惠金融的未来方向：用以触达用户和覆盖风险成本一旦高企，则与“惠”相抵触；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普惠金融是没有办法广泛发展的。再次，普惠金融应该丰富全面。不只是支付、融资，还应该包括储蓄(理财)、保险、信用等全方位的服务。最后，普惠金融应该可持续。从商业角度应具备可持续、规模地发展并可复制的特点，而非仅仅作为短期公益行为；从金融消费者的角度，则应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忽视甚至伤害消费者权益的金融不可持续。在这四方面，蚂蚁金服都进行了深入探索。以移动支付而言，在支票支付还是美国的一种重要支付方式的今天，中国已有数亿用户可随时随地、便捷地使用移动支付。从丰富度上看，以余额宝为代表的理财产品把中国老百姓的理财门槛从几万元直降到1元，蚂蚁小贷已服务小微企业近500万家，平均贷款余额小于3万元。南都：新金融公司，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手段有何不同？陈龙：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数以千万计的小微企业和亿万普通消费者，是过去大量没有被服务好、服务到的人群。要服务好它们，技术和数据将是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应用，极大地提升了普惠金融服务能力，降低了金融的成本和提高了效率，使得原来无法获得的金融服务成为可能。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扎根用户普惠金融需求，相互合作，业务互补，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普惠程度。监管在坚持基本原则和底线的情况下，支持市场运用新技术创新金融服务，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有利环境。李南青：首先，加大科技投入。微众银行成立之初就成功搭建“去ioe”分布式科技架构，可处理高并发的金融交易、海量大数据，并可实现弹性扩容，大幅降低了it成本和业务运营成本，得以将“普惠金融”的理念切实地应用在产品营运和服务中。其次，依托大股东腾讯的技术储备和优势，探索“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模式，至今已实现了服务千万级别的小微客户，服务遍及全国，获客的边际成本呈递减趋势。第三是，创新理财模式，助力普罗大众轻松理财。
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南都：从顶层设计看，如何通过制度建设让各类金融机构都在普惠金融上更好发挥各自功能？陈龙：海外许多监管机构在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模式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新加坡金管局(mas)提出了沙箱机制(sandbox)，允许金融科技领域在一定范围大胆创新。这些实践都很有价值和意义。李南青：第一，完善征信体系。我国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系统信息主要以商业银行信息为主，散布在公安局、税务局、法院、保险等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部门的信息并没能有效整合。此外，我国民间征信机构的数据和规模都普遍较小，并且受原有体系的影响，开展企业征信的机构远多于从事个人征信的机构，征信体系覆盖的范围不足，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农户(个体种植户、个体养殖户等)和农民征信体系建设欠缺。第二，提高数字普惠金融信息安全。数字普惠金融的客户交易数据是大量的，且被用来向以前被排斥和服务不足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其面临的安全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更加突出。第三，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体系。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领域的一个新兴业态，我国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是针对分业经营设立的，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监管。同时互联网、移动通讯虚拟的特性，导致数字普惠金融超越了地域、行业桎梏，监管难度也随之加大。南都：以你们的经验看，普惠金融能否实现可复制性和批量服务，变成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李南青：数字普惠金融如果要长足发展下去，成为金融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必须依靠技术和市场自身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势必要寻求一种明确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而不是长期依赖财政补贴和行政命令。陈龙：虽然金融品类和产品的丰富度是普惠金融的一个目标，但普惠金融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在于商业可持续性和消费者适当性。商业上的可持续依赖于技术发展，摩尔定律首先大大降低了技术成本，带来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的发展，进而带来金融行业的整体成本和效率的改变以及全局性优化，而谁能掌握技术，谁自然可以克服商业上的可持续难题。另外，普惠金融覆盖的对象往往缺乏金融知识，并且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更有限。以中国为例，72%的成人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普惠金融的产品需要匹配使用者的金融理解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也就是消费者适当性。南都：中国实践对于全球金融普惠化具有哪些启示意义？陈龙：去年9月g20杭州峰会上，《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发布，是世界范围内推动普惠金融新的里程碑。这份文件建立在此前国际社会在普惠金融领域的集体智慧之上，也总结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探索和成就，因此具连续性，是对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也拓展了人类在普惠金融领域的知...